广州白云区恒高受欢迎的春季高中补习班严格的师资标

广州白云区恒高受欢迎的春季高中补习班全球严格的师资标准
 
回首来时路，三十年前主导教改的教委会前任主委阿侯（Erkki Aho）也不讳言，如果不是老师大力支持，配合师资改革决策，芬兰教育绝不会有今天成果。自一九七九年开始，教委会就定调，中小学老师属「研究型」，必须具备硕士学历，这几乎是全球严苛的规定。师资教育从原本的三年，延长为五年，高中生毕业申请师范学校时，除了要看在校成绩，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，确认有教学热诚与创新思维，才能挤进录取率仅一○％的师范窄门。
专研师资培育的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坎萨宁（Pertti Kansanen）指出，芬兰师范体系的任务，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师，并发展必要的专业质量，以确保教师生涯能够持续进步。换句话说，在芬兰，老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意愿。
「有能力学习，才有能力创新教学，教育才会不断提升，」作育无数教师的瓦里亚维比喻，在芬兰，老师是一种「爱学习的动物」。 芬兰老师爱学习出了名，大学暑期班开课，座中多的是中小学老师。芬兰教育部长现在的是缺老师，好学的老师都跑去继续念博士；芬兰企业也喜欢雇用老师，跟政府抢人。据芬兰大报《赫尔辛基邮报》调查，芬兰年轻人向往的行业就是当老师；中小学教师受民众敬重的程度，甚至超过总统和大学教授。
在芬兰驻台湾商务办事处代表史亚睿（Jari Seilonen）的眼中，芬兰老师教的不是「知识」，而是「学习怎么学习」。 史亚睿的母亲就是幼教老师，他从小跟着其他小孩一起听母亲念书、阅读；小孩问问题，老师不会直接讲出正确答案，而是给他一个方向，自己去想、去找、去学。 挑高的天花板下，淡色木地板上，穿着各色袜子的脚丫子跑来跳去。赫尔辛基郊区小学教室里十几个小孩，华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书，对面的Sarka在画画，有的玩玩具、有的写作业，教英文的老师拿着颜色图卡，蹲在两个小孩前面继续比划。
没有吵闹，也没有不耐烦，老师不必时时刻刻盯着，每个小朋友都有老师为他们量身订作的学习目标，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。 尽管门坎高，又受欢迎，教师在芬兰并非高薪工作。在ＯＥＣＤ的调查中，不论是新进或资深者，芬兰教师平均薪资都比先进国家和欧盟平均要低，甚至比不上国民所得较芬兰低的南韩与西班牙。 留着一把大胡子，在中学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亚力屈指计算，他每月收入扣税之后，大约有两千欧元（约台币八万多元），跟大学毕业生差不多。 他笑说，家里两个小孩的育婴假都是他在休的，因为太太赚得钱比他多很多。
「做老师不是为了钱，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份工作对芬兰很重要，」史亚力深信不疑，师资即国力，老师愈好，国家就愈强大。
严格要求师资质量，芬兰政府也相对给老师和学校大的教学自主权。教委会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并公布核心课程纲要，其他如征聘师资、经营管理则由各校自治，举凡班级大小、课程内容、学生课表，甚至是每年上课几学期都由学校全权负责；至于要教什么、怎么教、用什么教科书，则由老师自由选择。
芬兰中小学并没有全国一致的联合评量，学校也很少有考试；芬兰也不进行教师评鉴。 被问到是否要考核教师表现，任职教委会长达三十年的资深顾问劳卡南几乎动了气，反问：「为什么要评鉴老师？」他骄傲地说，芬兰根本没有不好的老师，每个老师都很自律，不需要打考绩。 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，并不实施学校评鉴制度，对学校有信任，再小的学校，也拥有行政自主权。
赫尔辛基市内的拉托卡塔诺（Latokartano）小学，决定在校内推行不分年级上课，一百八十个学生，每个人有自己的课表，有的人八点半上学，有的则是九点或九点半，大家放学的时间也不一样。 学校事务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，七位董事中，有一位教师代表、一位职员代表，其他五位由家长与当地小区选出。董事会决定学校课程方针和预算使用，及聘用教师。 拥有法学和教育双硕士学位的校长亨卡拉透露，每学期初，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坐下来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，学生的学习评量不是根据和其他人的比较，而是看是否达成初设定的目标。他们没有成绩单，只有学习报告。
「我们强调的是学习，不是竞争，芬兰不会用竞争来刺激质量。」说得一口流利英文，亨卡拉再三强调，在芬兰，教育的目的是学习，而非竞争。